北京成功申办奥运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除了向全国人民致谢外，也感谢国际奥委会和“世界友人”的支持。这让人醒悟到一件不寻常的事：在各国投票之前的一两个星期左右，欧美日本等舆论界突然转舵，大力为北京造势。一些西方大报甚至出而驳斥“中国威胁论”、“人权与奥运挂钩”等论调，协助北京过关。这是不是有点吊诡？

　　照我看，中国的“世界友人”除了替自己国家利益打算之外，其实也体现了一个立场：一个现代化和埋头苦干的中国，对世界和西方是有利的，这也不仅是限于商机而已。从历史纵深来看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申奥成功，无疑是一次百年的机遇。这个机遇自然要中国人本身，也要世界各国好好把握。

　　首先必须说明，北京申奥成功要靠本身的客观条件。熟悉北京情况的人士指出，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的世纪奥运，条件便是不够成熟的。不错，当时的中国人和许多海外华人也都极度热心申奥，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却也到了一个“瓶颈”。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，中国形象大受打击，国外投资裹足不前，而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，局势仍然不明朗。

　　江泽民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上台的，据估计，中国在90年代初的情况甚至比目前金融风暴底下的亚洲各国还差，通货膨胀十分剧烈，物价高涨。甚至有人说，1993年即使申办成功了，也不一定是好事，因为谁也拿不准，2000年的奥运城市是否可以如期“交货”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这回北京申奥成功，很大程度上与江泽民埋首经济的温和路线有关。今年4月间，中美发生了“撞机事件”，其实也是这条温和路线的考验。这几个月来，中国人之间对于邓小平制订的“韬光养晦”原则提出质疑。

　　事实上，质疑也是很自然的，因为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，执掌政权的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没有强人的时代，谁能说服群众在冲突与矛盾面前“韬光养晦”呢？我想除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申办奥运的渴望之外，似乎也没有更大的力量了。有人说，申奥加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，继续走平稳温和的路线，应该有一定的道理。

　　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对申奥的狂热，可能也来自一种百年的郁结。翻开史册，起源于希腊雅典的奥林匹克，是曾因罗马皇帝的一纸禁令，而让它沉睡千年的。现代式的奥运，则是1896年在雅典恢复举行。

　　要是配合中国近代史看，1896年正是积弱的清朝，西方列强是通过在此前后的鸦片战争、八国联军等，用坚船利炮“打开中国的大门”。1896年，是在甲午战争之后，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。纵观当时所谓列强的态度是瓜分势力范围，中国太大了，鲸吞不下，只能蚕食。

　　之后的一百年，就如学者刘再复在访问新加坡时说的，中国也有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血腥记忆：二十世纪里三次内战，牺牲了多少人！他说：“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，总结出是否要用暴力才能解决问题。”事实上这里牺牲的不只是人命和财产，最关键的，恐怕是中国因此而损失了能够早日进入现代化的时间。

　　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，海内外许多学者专家都在“温故而知新”。其中几乎达到一致共识的是，无论你对中共的看法如何，它是中国最具有主宰性和支配性的政治组织，乃客观存在的事实。这一事实说明了，一些异议组织这回要阻止北京承办奥运，结果达不到目的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一事实也意味着，中共要纠正内部的缺点，就只有靠自身的力量。有论者认为，中国不能鲸吞，却有贪污腐败在蚕食着党的组织。而邓小平在评论毛泽东的时候，也提出“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”，是“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”。这些，也都是由于共产党的主宰性和支配性所带来的。

　　不错，从江泽民总书记最近的一些宣布，如“三个代表论”，确也让人估量出中共的内部其实是在和平蜕变中。“三个代表论”即由中共代表国内“先进的生产力、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”和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，以期让党代表全中国。明眼人发现，中共向来代表的马列主义、代表共产主义和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法，则按下不提了。

　　但无论如何，中国要改革就无疑须走上开放的道路，借助环球化的“外力”是势所必然的。当然，这样的“外力”是否被视为蚕食，则也要看中国官方与老百姓各方面如何去理解它。眼前的西方或许已参透了鲸吞与蚕食的道理，因此首先须通过承办奥运和加入世贸这样的实际事务，考验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。中国与世界接轨，自然也须要一步一步来。这一两个星期以来西方舆论的突然转舵，应该就是这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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