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，作为一名新加坡人，作者祝愿奥运成功举行，中华民族从此过的是康泰富足的日子。他从这次申办奥运的过程中，看到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同时，也加入了本身的色彩，那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热情好客，待人如己的性格，以及中庸圆融之道。

　　天安门广场，近百年来，风云谲诡。

　　这里上演过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悲剧，闹剧；这里曾经万头攒动，振臂高唱过激情的颂歌，也淌过鲜血，流过不尽的眼泪。但是，像7月13日晚申奥成功的消息传开，万众欢腾，许多人喜极而泣的场面，则从未见过。天安门广场终于写下真正出自全民肺腑欢悦之情的新页。

　　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，就眼前形势看，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与国际接轨；从历史长河看，将会是另一汉唐盛世的启端。（但如果台湾抓准中国不愿见到动乱之心而执意走向台独，那另当别论。）

接轨国际：高攀的感觉

　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，无论在什么领域，碰到什么层次的人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希望尽快与国际接轨。”这是真诚的企盼。封闭多年，和外面的世界完全脱节。举例来说，那时候开始已有外资进去建设酒店，同时也引进国外的酒店管理方式。同在一条长安大街上，街头的中资酒店和街尾的外资酒店，让人感觉截然不同。不是笑话，走进当时北京城的第一饭店——北京饭店，大厅那一大片红色地毯发出的味道，会令人精神猛然一振。这不同不单只在硬体建设上，也明显表现在不同的精神素质方面。

　　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，内心自觉被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，仰望一朝挤上去，成为大家庭的一员。接轨国际，感觉是高攀的。

　　那是一条怎么样的轨道，所谓“国际”又代表了什么？说穿了，这条轨道，所谓“国际”，不过是列强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拟订的，或约定俗成的一套游戏规则而已，并非神圣而高不可攀。上一届申奥，中国就是被这些规则绊倒的。

强大国力为后盾就是“国际”

　　据《联合早报》记者李慧玲报道，5月份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应美国高胜亚洲副主席之邀，预测10年后中国的发展。戴通过通译回答说，到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肯定会翻一番。他接着幽默地说，自己肯定不会在银行了，“因为我不会说英语，不合格。”这位美国企业副主席立即打趣地回应：“或许到时我们都说普通话了。”

　　正是如此。国际游戏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转移和演变，游戏规则将增添新内容，架设新角度。一旦你有强大的国力为后盾，人家自然抬头看你，你自然就是“国际”。国力越强，越有条件成为主流，整个国际社会将随着你的旋律起舞。

　　这次中国申办奥运工程浩大，人力物力所费不赀，欠缺相当的综合国力是谈不上来的。今大的中国已经有条件了。电视荧屏上所见申奥代表团在公开场合的表现，可圈可点，学足了西方的公关专业技巧。

　　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，他们的人文气质和过去（说，二十年前吧！）是那么的不同。不见僵硬刻板，没有口号八股；相反的，他们处处表现出亲和、从容和自信。他们注意到每一个细节，从谈吐用词，以至西装领带，都非常国际化。不过，与国际接轨的同时，他们也加入了本身的色彩，那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热情好客，待人如己的性格，以及中庸圆融之道。北京奥运的标志就体现了这一点。

　　金庸先生曾分析中国过去数千年历史，认为在社会大混乱，经历大规模战争之后，必出现统一盛世。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；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；五代十国，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。他指出，汉初、唐初和清初是中华民族最强大兴盛，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期。“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，兴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。”

　　金庸先生还指出汉初、唐初和清初有一个巧合，开国之君衰老或逝世后，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而陷入动乱。经过一场变革，第三代统治者采取公平、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，于是出现历史上的黄金时期。

　　大乱之后必有大治；打下天下后必须一段时间的适应调整才能治天下。回看中国近代史，这何其相似。自鸦片战争（1840至1842年）以来，内忧加外患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来回周旋的折磨与苦难，没完没了。一直到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，大开门户，敞开胸怀，引进外资科技，也引进管理新知。运筹帷幄，按部就班，先让沿海地区人民富起来，二十年踩稳脚步后，再开展大西北的鸿图大业。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力求稳定大局。着眼经济民生，心胸开阔，一心为民，虽然发展过程中疑难重重，但他们知道问题所在，也有解决问题的决心。这些种种，都是开启太平盛世的基本条件，他们都具备了。

　　成功申办奥运是一个里程碑。从艰辛的申办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中国崭新的人文精神。这种既与国际接轨，又不失本身特质的新人文精神，也正是开创另一汉唐盛世的基石。

　　我们衷心祝愿奥运成功举行，中华民族从此过的是康泰富足的日子。

·作者是新加坡写作人

《联合早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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